胡滨 浙江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古籍是我国古籍中的一朵奇葩,它自成体系,寓意丰富。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成果,同时还包含了中华传统文化对宇宙、人体、生命科学长期探索的认知。实践告诉我们,对中医药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学科来说,古籍是它的本底资料。本底资料若得不到系统整理与研究,这个学科的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会逐渐失去它的优势与特色。由此可见,中医药古籍是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的文献保障,更是当代医家学习与研究中医药学的知识宝库。对它的保护与整理,事关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之大计。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对古籍的重视与时俱进,最近就我国古籍的保护与整理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全国古籍普查,国务院还颁发了相关文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研究,也及时地启动了前期的调研工作。我国中医药古籍获得全面系统整理的大好时期终于来临了。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药古籍散存在全国各地的中医、西医院校与研究所的图书资料机构、公共图书馆、文物博物馆、个人等处,有的甚至流失在境外。同一种中医药古籍的不同版本也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对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流传至今的中医药古籍到底有多少品种?每种书又存有哪些版本?这些书的现有版本又在哪里可以查检到?不解决以上问题,全面系统整理与保护现存中医药古籍工作就无从谈起、无以下手。可见,在全面开展的全国古籍普查基础上,加强中医药古籍的藏书目录编纂工作显得十分迫切。
历史上,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书目在治学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中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这是因为书目通过对所收图书的内容和外观特征的集中反映,既揭示了每种图书的学科属性,又把相同与相近学科的图书聚集在一起,从而使所收图书形成一个有知识体系、有源流关系的学术系统。这就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的检索与选择。
我国中医药图书馆界一直重视书目的研究与编纂工作,尤其是我国中医药古籍的主要收藏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数十年来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1961年,由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组织编撰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入了7000余种分藏在57家图书馆的中医药古籍,为当时中医药古籍资源的共享提供了方便。1978年,仍由原中国中医研究院牵头,组织全国113家省、市级以上图书馆及有关单位、私家藏书者,重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该目录于1991年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以来,对近二十年来中医药古籍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整理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7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修订、薛清录教授主编的《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已将收藏单位扩展至150家,中医古籍品种增至13455种,版本数量也增加了3652个,并附有“海外中医药古籍目录”,还修正了前二版《联目》的个别误记。这部《总目》在当前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们也要看到,仅靠一部全国性的中医药古籍藏书目录,是无法检索到分布各地的中医药古籍的。因为限于篇幅,《总目》所收的基本上是各地省市级及大专院校、科研系统图书馆收藏的中医药古籍。虽说收入者已达各地实际馆藏的80%以上,但毕竟有不少基层单位及个人所藏未能收入。如我们开展的“浙江现存中医药古籍的调查与分析”发现,仅在浙江,就有400多种秘籍珍本与未刊中医药古籍未被收入。即使按每省平均一百种估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层单位也该有三千余种漏收。这是一笔为数可观的中医药古籍,是不应该在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研究中遗漏的。有鉴于此,笔者等在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资助下,在《浙江现存中医药古籍的调查与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历三年时间编成了《浙江中医药古籍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书目共收录了浙江35个单位(含个人)截至1990年底收藏的中医药古籍2866种(含近400余种民国期间出版的),其内容多为临证各科医案、医话与方药方面,临床实用性十分突出;从版本来看,这些中医药古籍刻本不多,绝大部分为写本(含稿本与抄本),其整理与研究价值很大。可见,在调研的基础上,编制出版省市一级的中医药古籍联合目录是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及应用价值的。
为此,笔者建议各省市中医药图书馆借全国古籍普查之东风,乘当前古籍保护与研究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好时机,抓紧开展本地区的中医药古籍联合目录的研究与编纂工作。
笔者还盼望,为了方便海内外读者对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一个收入以中国大陆为主,含台、港、澳地区与国外收藏的现存中医药古籍,并包括每种中医药古籍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能够从作者、书名、收藏单位、学科类别等多种途径检索的,并能在互联网上运行的《中医药古籍书目数据库》尽早问世。